观点丨康永久：现代公民教育的全球化扩张及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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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民教育中过分渲染家庭、传统、道德、习俗和民族大家庭的观念，经常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更常见于传统共同体生活。当然，在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典型，它的全部社会关系都有高度的人际亲近，彼此之间承担义务。这样一来，社会的凝聚力就很强，因此，它常常具有一种持久的连续性。

在传统共同体中，如果有公民，其公民身份也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地位，通常只有男性、成人、贵族和军人才能拥有，也就是说，只有那种注定能对共同体作出重要贡献或者本身就具有特别地位的人，才能配享公民身份。而在这一传统共同体的核心地带，所有成员都必定有某种实质性的相似，即所谓“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君主政体的近代反对者们对君权提出质疑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将自己描述为生而自由的公民。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也是统治者不再将个人视为臣民，而是试着将他们视为公民。说到底，一个国家如果不真正具备超越各种实质性价值立场的公共性，不尊重公民的个人自由，就不配称为现代国家。也正因为这样，现代国家才可以说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它的国家认同不是基于实质性的相似，而是基于自由与平等。

一、现代国家与现代公民教育

现代国家承认全体国民的公民身份，相信人生而自由。但即便如此，公民的中坚也主要是那种能建功立业、保家卫国而又人格健全的自主个人，而不是那种自私自利之人。现代公民教育从一开始就这样确立了自己的现代对手。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人们会喊出这样的一句口号：“记住，公民们，武装起来！”而纳税人说到底也不是一种依附者的形象，而是一种参与者与责任担当者的形象。权利与义务总是需要这样得到及时关联才能维持下来。

就这样，接受教育成为合格公民的必要条件，有助于人的发展的教育也因此在根本上就是公民教育。但纯粹致力于个人地位和生存技能的提升还是与现代公民之间存在某种距离，公民教育还是有其独特需要。传授足够的有关公共领域的知识、形成公民对公共性的信仰、培养公民适宜的公共参与行为，是公民教育的特殊任务。

由此就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公民教育的理论。

1.古典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

古典自由主义对国家基本持一种怀疑态度，因而要求限制国家（或政府）的权力，建立有限政府，扩大个人自主与社会自治范围。在教育问题上，古典自由主义把教育看成是私人的事情，很少提到公民教育。这样，实际的公民教育就只能蕴含在那样一种根植于“小政府，大社会”观念的日常教育形式之中。古典自由主义所面临的一个指责是低估了国家改善人民生活的能力，尤其是改善那些不是那么幸运的人民的生活能力。

2.国家主义的公民教育

国家主义强调国家（或政府）对经济或社会政策的控制。国家主义有不同形态：国家干预主义强调国家对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政策干预；国家社会主义强调国家本身作为经济生产与利益分配的直接主体；国家资本主义则在一个市场环境中强调国有企业的作用。在教育方面，国家主义把国家放在至高或根基的位置，把培养合格国民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把致力于国基的巩固作为人民福祉的根本，以国家的需要作为合格国民（公民）的尺度，甚至由国家直接组织或干预教育过程以求人的健全发展。

3.西方福利国家的公民教育

福利国家最初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建国理想，试图使国家在国民经济与社会福利的保护与提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后来西方那些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也接受了其中的积极自由的思想，倡导机会、财富的均等分配和国家在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方面的公共责任。这种积极自由观认为，尽管国家不能被想当然地看成是自由的朋友，但也不能被抽象地看成是自由的敌人，因为只有在成功地实现我们最大的潜在可能性时，我们才能够说是完全自由的。由于超越了消极自由的概念，西方福利国家不再仅仅把公民的成长看成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加大了教育中的国家责任，要求教育成为社会公平的均衡器，不但要求改善个人自主生活的能力，还要求同时传播一种有关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新理解，培养一种对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理解、参与和领导能力。

4.新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

新自由主义观点论的代表是西方福利国家政策的批评者，也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现代继承与发展者。新自由主义批判国家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认为其所蕴含的积极自由是一种误解，自由的内在特质必须以消极的形式出现。但与古典自由主义强调“无形之手”不同，新自由主义试图借助政府的公权力排除市场竞争的障碍，可见其仍在某种意义上接纳了国家主义的某些思想。在教育中它主要表现为保障家长对学校的选择权，增强社区对学校的约束和干预，促进学校之间的良性竞争，将公立学校改造成真正公共而有效的学校。

5.社群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公民教育

社群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在根本上并不反对自由主义，但反对自由主义中普遍存在的个人主义与中立主义倾向。为此，这种思想基础上的公民教育强调社会、国家的存在，而不是公民个人；强调公民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个人权利；强调群体内的价值一致，而不是维护差异；强调教育中正确的价值立场，而不是价值中立；强调采取积极的政治参与以实现个人自主性，而不是采取消极的政治参与。这样，就在自由、平等的自由主义原则之外，加进了公民社会的主张，同时要求尊重各文化群体的自主性。

二、现代公民教育的全球扩张

长期以来，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公民教育，都限于国民的范围，被认为是一种国民待遇。国际政治秩序中的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对抗，也阻碍了世界范围内的教育交流、合作与互助，其结果最多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教育互惠。

随着公共领域在全球范围出现，世界公民教育的问题也不断被提起。事实上，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这种全球化倾向在最近几十年得到了飞速发展，因而正在现实地改变主权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全面复兴。

1.以环境为导向的公民概念

一种特别容易让人接受的全球公民教育出现在环境教育领域。由于事关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取得了比其他问题更多的共识，并因此产生了一种以环境为导向的公民概念。在这里，每个人都被认为是这个世界的公民，都拥有权利同时又必须承担义务。当然，这也是一个历史过程，环境主题也曾被看成是新殖民主义的一部分。但在联合国的出色组织下，“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观念已经成为共识。

2.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市场

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货币、人员等生产要素跨国家和地区的流动，这种流动把全世界连接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国在这一大市场中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此背景下，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国际合资或合作企业的身份问题、经济决策的社会及政治影响问题、外资公司经济行为人的社会管理问题、国际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其解决都要求有范围广泛的国际合作。

3.作为人类共同家园的地球村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与父母出生在同一个国家、稳定地居住在这个国家并对之产生某种综合而持久的文化认同的“联合国民”，不断受到移民潮的冲击，并因此而不断被削弱。希望他们忠于自己的祖国和文化，并通过一种古老的协定介入到政治生活之中，变得越来越难以想象。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己的祖国，或者越来越多的人在“籍贯国家”与“出生地国家”之间产生了认同危机，国家也因此正在失去支撑其民族主义主张的最为核心的社会力量。国家之间的互惠原则被制度化，而且越来越普遍化。人权概念越来越要求对国家主权概念重新作出界定，人权本身越来越作为一系列可以转移的个人权利的共同基础。

可见，全球化过程必定同时也是世界观、公民概念及其他文化元素的交换与整合过程。但国际政治秩序中的现实主义（相信强权的逻辑）和理想主义（相信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普世价值”的力量）都犯有方法论上的同类错误，即不是以理解、对话和互助来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内生性发展，而是将自己的意志或理想当成了现实的行动底线，结果造成了一种强权与“真理”交织的局面，也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织的局面。这种情况最具有欺骗性。

普世价值经常不是普世的。强行从外部输入普世价值的实践体系，即便不是别有用心的，至少也是危险的。说到底，“普世价值”普适与否，关键不在于这套价值规范本身的内容，而在于推行这套价值规范的行动本身的立场。名义上的普世价值其实是情境依赖的。没有哪一个社会能够在不被尊重乃至被胁迫的条件下有效践行普世价值。真正的普世价值在根本上是程序性的，不是推行一套什么行动程序的问题，而是关于如何在行动中善待他人的问题。

三、全球公民教育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复兴

普世价值尽管需要质疑，但一个主权国家完全不相信那些带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价值的普适性同样有害。一些看起来是西方的观念，如自由、民主，其实是我们社会的内生观念。

说到底，这不是单纯如何对待外来的意识形态渗透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国家与本国公民关系的内部问题。因此，国内政治在根本上依然是问题的关键，轻率地将那些“普世价值”说成“西方意识形态”是错误的。

在充分提高本国人民福祉的同时，尊重公民权利与自由，主动因应全球公民教育的挑战，始终是一个负责任的现代政府所面临的重大使命。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可能放弃自身的文化认同。而且，任何一个国家在培养“世界公民”的时候，如果不能将本民族文化推向世界，它就不可能满足世界的期待，更不可能满足本国公民的内在需求。

说到底，“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如何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培养出真正有中国神韵的现代公民，并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吸引世界人民走进中国，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件大事。

然而诡异的是，强制并不能够使任何一个社会体系恢复传统，哪怕这种强制体系力图恢复的就是明确的传统。

这再一次彰显了国内政治的重要性。文化的根在民间。如果不能恢复曾经被压抑、现在依然处于蛰伏状态的民间活力，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效复兴传统，也根本不能将传统的复兴与现代国家的建设统一起来。

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社会整合的任务依然艰巨。国家软实力的提升需要国家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断深入。努力培养中国公民的现代能力、自主意识、社会关怀、中国神韵和世界眼光，从此以后都将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和保障。

主动加强与大中华文化圈、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与合作，不但会为我们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宽松、自信的国际环境，而且还会激励我们为更好地履行中国的责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康永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 敏】

【来源：《中国德育》2017年第22期】

【微信编辑：崔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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